2019年11月，廣州恆大淘寶重奪中超聯賽，9年內8度封王，估計隊內每名球員可獲得150至200人民幣獎金。但在職業足球階梯的另一端，中國職業足最低組別的中國乙級聯賽（下稱︰中乙），正為護級而戰的湖南湘濤球員，卻因為被欠薪而走上街頭集體維權。有球員更宣稱已被球隊拖欠工資達一年，與廣州恆大淘寶球員的待遇大相逕庭。同樣是足球員，但不同組別職業球員的待遇差別之懸殊令人髮指。
習帝「足球夢」成為國策
近年中國經濟加快轉營，多個新興產業正急速膨脹。當中除較多人關注的創科、再生能源和網上經濟相關產業之外，體育產業更以幾何級的速度增長。在2015年公布的《十三五規劃》中，中共把體育產業增加值佔全國GDP的比重超過1%列為規劃目標之一，銳意趕上美國和日本3.0%和2.5%的水平。2018年，全國體育產業總規模為2.4萬億元，較2012年增長超過2.5倍，成為中國發展得最快的產業之一。
眾所周知，習近平是一名忠實足球迷，習帝的「足球夢」已成為其「中國夢」不可或缺的一環。2015至2016年間，中國政府便先後公布兩份有關足球發展的指導性方案和規劃，勾勒出把中國在2050年前打造成為頂尖足球強國的藍圖；並成立一個由前副總理劉延東率領的中國足球改革領導小組，將足球改革提升成為中央國策層次。為配合國家在足球事業上的雄心壯志，足球賽事自然成為投資者蜂擁熱捧的產業。轉眼間，大量熱錢投入中國頂級足球聯賽︰中國超級足球聯賽（下稱︰中超）。中超公司的總收入由2006年的6千萬人民幣，暴漲至2018年的15.9億元，12年內的升幅達26.5倍。不少世界知明球星、教練紛紛趕上中超的淘金熱。現時，全球年薪最高的十名球員和教練當中，分別有一名球員和兩名教練在中超掘金。中超的經濟實力，已超越大部份歐洲頂級聯賽，成為世界足球圈中「暴發戶」的代名詞。
中超球員薪酬超美趕英 中乙球員被迫集體維權
現時，中超球員平均年薪達一百萬美元，全球排名第6，僅次於歐洲5大聯賽（英、西、意、德、法）。但另一邊箱，低組別職業足球聯賽球員生計卻朝不保夕，多支球隊陷入財困窘境，導致大規模退賽和欠薪事件。在2019年的賽季開始前，就有七支中乙球隊因財務問題放棄參賽資格或解散。球季開始後，湖南湘濤、寧夏火鳳凰、吉林百嘉、福建天信、南京河海沙葉、保定容大、大連千兆七支球隊相繼爆出欠薪醜聞，多名職球員被迫走上集體維權之路。有球員因被欠薪身上只剩下31元，連外出的錢也沒有。當中超球員年薪動輒過百，甚至過千萬，低組別聯賽球員卻要蒙受被欠薪、遣散的風險，因比賽或操練受傷更須要自掏腰包支付治療和醫藥費用。
中國足球靠「球老闆」為生 缺乏財政可持續性
中國職業足球極端肥上瘦下的狀況，反映中的國職業足球多個結構性問題。職業足球自90年代商業化之後，經營球會從來不是一門賺錢的生意，各級球會主要靠投資者和贊助商的冠名贊助賴以維生。企業斥資冠名贊助球會，當然希望透過球隊迅速建立其企業的全國甚至國際知名度。但同時亦不能排除個別企業以投資足球跟地方政府打好關係，期望從地方政策中獲得便利。故不難發現大部份中超球會的投資者和贊助商，均是與地方政府有千絲萬縷關係的當地地產龍頭。加上球圈泡沫化，投資者也可從球會轉讓圖利。據報，目前一支中乙球隊估值約3000-7000萬人民幣，比起4年前中乙球隊估值已翻10倍。
自習近平這位足球狂熱份子成為國家主席後，職業足球泡沫化的情況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要建立一支冠軍球隊更需要龐大的金錢投入，球會班費可以是天文數字。本年度中超冠軍廣州恆大淘寶，單是2019年上半年度的虧損已達7.12億人民幣。若非獲得恆大和淘寶這這兩大巨賈注資，球會根本沒有任何財政穩健和可持續性可言。泡沫化導致頂級球員的薪酬被過度推過。雖然現時中超規定本土球員的薪酬以年薪1000萬人民幣為上限，但若包括獎金和其他非薪酬收益，球員的收入數以倍計。換言之，最吃香的一線本土球員收入已直迫甚至超越一般英超球隊正選球員的水平，外援的薪酬更加不用說了。但究竟中國球員是否已達英超質素？且看中國國家隊在國際足協的排名（76名）已可找到答案。薪酬過高不但令國內球員不願意到國外更高水平的聯賽學法，提升水平；營運球會的開支同時水漲船高，其影響輻射至較低組別聯賽，令缺乏群眾基礎和公眾關注的低組別球隊經營更加困難。假如「球老闆」再找不到投資球隊的誘因，球員就很大機會進入失業大軍的行列。例如擁有64年歷史，前身為吉林省足球隊的延邊富德足球俱樂部，從中超降級中甲後第二年因過度欠債和缺乏新投資者的背景下，在2019年宣布破產解散。
「球老闆」視足球為投資工具 球會與社區網絡脫軌
中國長久以來存在「球老闆」文化。「球老闆」大多視足球為短期投資工具，對足球和球會的發展未必有長遠規劃和目標，導致名氣稍遜的球會跟社區網絡和足球發展秩序脫軌。例如此前爆欠薪的湖南湘濤，雖然球隊標榜該隊為省內唯一職業足球隊，但其群眾基礎卻薄弱得可憐。湘濤2018年球季的平均入座人數只有398人，反映球會根本未能構成社區網絡或文化的一部分。公眾不關注，贊助球會所帶來的週邊利益大減，「球老闆」自然對投資和贊助缺乏誘因。尤其是低組別聯賽，由於關注度低，透過冠名贊助提升企業知名度的效果有限，因此當班主的其他目的已達到或不能達到時，球會易手、改名甚至搬遷便成為中國足球的家常便飯。就以2018年中乙冠軍四川隆发足球俱乐部為例，從2015年至2019年間已更迭股東和贊助商5次，曾使用四川隆發、四川鑫達海、四川安納普義那、四川FC、和四川尖庄名義參賽，期間更一度拖欠球員薪金，球會的參選資格差點被取銷。球會財政缺乏可持續性和長遠規劃，導致球會的生存甚至球員的就業均帶來極大的不穩定性。
在足球先進的歐洲國家，球會是社區網絡中重要的成員。球隊比賽構成社區內社交生活的一部份。同時，球會舉辦足球學校，在區內發掘和培訓有潛質的年輕球員，提供比賽經驗，成為國家足球培訓機建最基層的一環。因此，除了來自贊助商和班主的投資外，本土球會有一定程度的收入來源是來自門票收益、足球學校和球員交易，確保球會財政的可持續性。在英格蘭，第三組別（甲級聯賽）的入座率就已經是中乙的三倍。當中在乙級聯賽（比中乙還要低一組別）競逐，位於英格蘭西北部的克魯亞歷山大足球會，雖然在其142年的歷史中從未升上過頂級聯賽比賽，但至今其主場平均入座人數仍可維持在4千人左右，對於一個人口只有七萬的城鎮來說已經是非常不俗。而且球會多年來亦培育過不少出色球員（例如英格蘭國腳丹尼梅非和艾殊頓），不但為國家提供足球人材，而且更可從球員轉會市場中獲取可觀的利潤。
反觀中國的低組別球會，不但未與社區結連，發展支持群眾的基礎；而且一直不重視社區青訓去改善球員質素，提升球賽水平，因此長期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球賽不可觀—＞球迷沒興趣—＞老闆不投資—＞球員就業不穩。中國富商近年對中超的投資，已達至亢奮的程度。但由上而下的「泡沫革命」，不但未能提升國家整體的足球水平，卻破壞了整個足球產業鏈的秩序，令中國低組別聯賽球會的經營更困難。而這種「大躍進」式的足球改革，需即時見效的成績爭逐，根本沒帶為基層球員，特別是年輕球員提供更有利的培訓條件、更多的比賽機會，和更完善的進升階梯。隨著中國經濟進一步放緩，「球老闆」還有多少可資源投資足球，實在令人懷疑。當有朝一日這泡沫爆破之後，相信整個中國足球都要為這場狂熱買單。